如何更加深入的了解文化交流的涵义

引言
感谢歌德学院约请我写这个关于文化驻留学习计划的文章,本来想多谈谈德国文化的现状,但是我有责任也有必要首先谈谈中国的文化和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更好的理解中国当代文化现状与需要,作为对应中德文化交流的现象,同时回应歌德学院的邀约,从一个更大的历史叙述中找到当代的必然性。
文化是什么时候开始交流的?首先要从通商说起,无论是丝绸之路或是郑和的航海时代,还是持续不断的战争、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文化是如此得到传播、交杂的,直到逐渐构成的宗教、民族、国家、边界等等壁垒之后,文化逐渐开始形成某一特定的政治和地区属性,逐渐远离那些可能构成的交杂的方式,和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19世纪)一起,文化开始逐渐割裂和隔离的成为单一国家的某种神秘的特征之一。伴随着全球化(20世纪)的到来,这一壁垒正在被再次打破,除了来自商人和文化人的不断迁徙所构成的点对点的文化交流现象,国与国之间也开始意识到文化的交融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彼此,与之前割据的、割裂的整体全球文化现象说再见。但是突破这一成见的认知,文化的交融经历了几个阶段,一个阶段(60年代后)是来自强国对弱国、大国对小国的文化倾销和文化侵略政策,这一政策之下文化借由那些符号化的、精神暗喻的物品得以传播,这代表着某种价值观的输出,占主导位置的文化和生活价值观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而伴随这一价值观的还有其战后从属国家如日本、韩国等等。来自另外一个阵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显著的与此不同,并构建了一个超我的精神体系,来抵御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价值观,这样潜在的、隐性有时候是强制的对立关系一直持续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当这一固定的建筑物被视作东西方阵营在东西德开始交融,一个新时代(80年代末)彻底到来。而这现象之于中国则更加早就到来了,这发生于1978年中美关系的开始,政治逐渐从建立某种集中的权利关系,到这些权利关系之间的相互认知和需要的过程。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开放,国与国之间开始了大面积的文化交流和生活文化的融合。但是这并不存在一种同步的关系,因为来自不同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这反映在文化机构(文化部门、博物馆、艺术场所、画廊等等)则完全要依循其已经存在的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而不同。这与每个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开放程度成正比,如70年代的自由化运动(今天等刊物、西单民主墙、星星画会、无名画会代表的某种个人情结的兴起),和80年代的新潮美术运动(85新潮是一个全国的大面积的文化风潮,现在也无法确认其卷入个体的数量和其影响),还有90年代末到2000年后出现的文化教育革新、艺术经济现象等等,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与世界各地构成的点对点的网络(经济、政治)应运而生的。
这主要是帮助我们来理解为什么还需要推动更加深入的文化交流,除了自然而然的文化交融现象,主要在这里是来自政治、经济、生活框架之下的文化自然现象,我想谈的是之外是否还有一些不容易或者超越现实状况的、人为的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因为这与上述文化自然景观不同,这是来自文化精英、实践者、艺术工作者视角下的对文化的需求,是超越经济、政治、生活的某种精神性的依存。而上述的文化交融是必须要被理解的基础知识,不然我们还是很难摆脱那些来自政治、经济线索下的文化交流价值观,如文化侵略、文化殖民、文化清洗等等基于全球化之前的意识形态,无法真正的讨论关于未来文化的期许,以及为未来文化景观作出相应的贡献。还有就是要摆脱那些肤浅的对文化经济的认识,如现在中国文化经济的崛起,就一味的被强调和讨论,反而忽略了来自文化深层的探索。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什么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不但如汪晖先生所说:‘中国当代艺术需要去政治性。’中国当代艺术(文化)还需要去经济性,去除所有界限和偏见的放诸海内、海外的来理解其真正的使命和方向。同时,深度交流也是必须要基于此,才能达成其真诚的交融(也包括批判)的可能。文化的进步不单单是认识到传统、民族、国家的某种自豪感的建设,文化的进步也在于接纳那些不同领域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和来自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出现的某种不可预测的东西。
很显然如何构建这样的深度交流需要体质上的整体同步和革新,需要来自这个领域链条的各个方面的人才,所以才有如歌德学院现在正在试图达成的和始于1999年英国文化机构所做的艺术管理驻留计划的事情出现。

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
中国文化,并非特指中国当代文化,而是那些林林总总来自所有当代现实的文化综合现象。引言中涉及了部分中国文化发展的阶段,我想就此论述这些现象的构成关系和其特征的具体表现。来理解文化特征的变化和社会变迁。
一个阶段(1949-)是关于新中国和民族自豪感的建设,文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宣传和帮助所有人通过简便的方式理解中国整体变迁的工具,文化是一边倒的成为这一角色,当然也是文化工作者最关注社会和人民真实生活的某种反映,这种关注是正面的和健康的,善、恶、美、丑被界定的非常清晰,那么这种文化的导向之下,中国文化中那些旧的、传统的东西成为了社会整体的弊端(这一说法来自五四之前),对新的、美好的、健康的追求构建了某种文化上的统一。无论是来自民间的年画或装饰,还是来自高级知识分子的小说、哲学,来自城市(正在构成)生活的电影都体现了这一特征,在这一统一的文化大环境之下,催生出了某种超越文化统一的伟大感和民族自豪感,这一伟大感和民族自豪感影响着文化逐渐融汇了政治的需求,成为某种巅峰的态势,而这个时候的新中国文化并非我们认识到的传统,其最大的特征恰恰是反传统、颠覆传统的,其中鲜见任何传统的元素(除了那些丑化的、被批判的元素)。
另一个阶段(1975年之后)预示着10年浩劫的终结,精神性、伟大感文化的退场,民族自豪感处在一种被怀疑的整体环境之中。中国百废待兴,需要经济上的崛起,这与后来的和平崛起有关。文化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来自个体的反思,诗人、艺术家、电影导演、文学等等方面出现了超越一般的暗流,自由组合的新文化团体与集体正在构成对新中国(1949-70年代)文化的整体颠覆。那些看不见的束缚(主要是意识和精神上的)逐渐瓦解。独立艺术家的个人化探索,伴随着来自各种海外的文化、知识的综合来临,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来自大量的翻译著述,这些著述中也有来自新文化(五四运动)之间的文人著作,如郭沫若的我的《学生时代》,叙述了自20年代他在日本的求学生活(70年代再版),让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基于德国工业革命文化之下的知识系统是如何进入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不但需要学习日语,还需要学习德语,来了解最先进的知识,这恰是建立在对旧知识体系(清末知识系统)彻底放弃的基础之上,正好对应了70年代整体思潮和环境的现实。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无比丰富的翻译与介绍的时间,大量的国际著作和文化现象被介绍到中国,出版扮演了整个文化大潮的前锋,美术方面85新潮的整体运动构成了一个远远超出70年代个人主义(个人化)的简单需求,转而追求更加同步的理解来自西方的整体文化的内在涵义,如杜尚(法国)、博伊斯(德国)和安迪沃霍(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从之后的“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可以看到这些来自不同领域和时间、地缘节点的影响与现象,可以说80年代的中国正在经历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混合的时间、空间之交错。因为89之后的政治情势,大批自由、民主、文化人士选择离开中国去追寻以西方(欧洲、美国、日本)为中心的文化乐土、正本清源。也就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栗宪庭提出的与世界接轨,此意义并非局限在与世界产生连接,还在于如何转换自身的文化来解决现代性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未因为这些文化人士的出去而得到解决,也说明了这并非是来自个体力量或单一层面的群体就可以达成的,伴随着90年代初崛起的中国当代艺术,90年代中期大量艺术家回国,来自两个方面的信息逐渐融合,依旧伴随着更加频繁的文化交流现象,如劳申伯格、吉尔伯特乔治的展览到访。还有逐渐开放的政治对文化的控制,如1993年的首次《人体艺术》大展,对社会的冲击。90年代文化的复杂性正在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进程与当代艺术的形态。而来自艺术家的出国和回国,对身份、政治、艺术的自我认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对自我组织的体制的设定和建设。
这是另外一个阶段(2000年后)的开始,再次以集体方式的呈现和对社会责任的回归,艺术家正在找到去中国性(政治)的特征,逐渐显露其更加自我的态势,艺术家更加关心经济作为社会话题的问题,和部分人开始回到校园推行当代艺术教育(张培力、邱志杰、吴美纯等),这不简单是来自艺术家的需求,也是教育体制转型的需求。众多需求正在构成一个更加新鲜、动态、多元的文化环境和现象,伴随着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崛起,中国当代艺术现在最多要讨论的是去政治性、经济性和集体性,逐渐开始走向来自个体的对艺术的探讨,和追求文化卓越的需要。

艺术的体制建设
上述状况谈及整体文化与艺术的需要、发展的进程,这个段落就要回到对关于体制和系统建设的关系上来分析现在的中国当代文化的需求问题。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开始有画廊和空间出现,这些画廊和空间多由外国人(汉斯、布朗、劳伦斯等)开设。90年代开始部分的台湾和本土人士开始卷入这个系统的建设。直到2000年后这个现象才开始有着普遍的特征,在北京的798、上海的莫干山、云南的白药场、南京的创意园、广州的维他命空间、四川的创库(坦克库)等等或是个人或是群体的在建设一个庞大的、自发的文化系统。
还有私人博物馆的兴起,官方博物馆的转型,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国际化的交流逐渐成为一个政府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也从对民间、民俗、经典中国文化的推介,转而推介来自当代、自发文化的范畴。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2001年的柏林亚太周、2002年圣保罗双年展、2002年亚太媒体艺术节、2000年后的威尼斯双年展(开始出现中国国家馆)、2003年中法文化交流年(开启了国与国的大型文化交流)到2009年的欧洲巴里亚艺术节(比利时)等等都说明了来自双重体制下的文化(当代)作为国家政治的部分成为一种直接的手段,官方直接接收和展出几乎是所有来自民间的、自发的文化特征,这些自发的、民间的文化特征正在转型成为中国文化对世界交流的代表。

最早是2001年底,在柏林的亚太周。当时中国也是主宾国,官方第一次采用了策展人机制,我受文化部邀请,与德方策展人一起策划了“生活在此时-中国当代艺术展”。应该说,这几年比较大型的、综合型文化艺术节,都已经给视觉艺术项目一定的位置,而且采取新的机制进行策划,这就比过去那些纪念性的、节庆式的展览策划有效得多。以往可能会在境外做一些中国名家绘画展,但学术坐标是什么?连齐白石在欧洲社会都没几个人知道,我们提的20世纪几大家也没有人了解,实际上是影响了文化接受度。以西方的学术传统而言,他们希望博物馆的展览有学术思考、学术观念在里面,这是一种文化的理念。我们在这个方面还刚刚开始。或者说意识很薄弱,比如怎么样形成从当下意义和和价值追寻出发的文化命题,而素材可以面向古典。我们还缺乏这种意识和能力。
——范迪安《建造对中国新的视觉观看体系》三联生活周刊 2009年44期 采访 44页-46页


而来自体制本身的缺陷也一览无余,如职业策划人的缺乏,因为大量民间、自发的文化运动崛起的策展人(独立)现象,并不足以支持如此庞大的需要,大部分独立策展人也并不具备职业策展人的系统知识,因为大多独立策展人是来自艺术教育体制内部,从文本叙述到批评的一个群体(70-90年代),2000年后独立策展人的现象才开始显现,也伴随着艺术管理教育的开始,但是因为国内机制的缺乏,有着职业训练或是经验的策展人无法真正的与体制与机构合作。中国的私人博物馆或是官方博物馆都因为缺乏各个层面的专业人员、专业的运营机制、专业的管理,而成为没有方向和灵魂的空壳,对外文化交流与艺术深度讨论的缺乏也与之对应,这一缺失现象也来自于博物馆学的缺乏,和艺术展览、展示、制作的缺乏。
文化管理逐渐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需要,不仅仅是这些大型项目的管理,还有博物馆的管理,以及本土画廊的管理,虽然充满了不确定和活力,但也有着非常不专业的特征。中国本土文化管理的人才因为缺乏制作能力和对艺术经济的过度关注,大多去了拍卖公司和画廊,只有少部分有抱负和理想的人在从事着独立策展的工作,因为这些关系的交错,他们既是体制和系统内部的人,也是独立的有着所有可能性的个体。
但是深入的需要早在1999年首次被英国的文化机构(英国使馆文化处、Visiting Arts)发现,英国的文化机构考虑如何推广与展示英国文化以及与之对应的文化政策,也正好应和了这样的需要,中国独立和官方的文化工作者被引入英国的文化体制,并且系统的了解这个系统的内在运作方式与价值体系关系,此时的英国YBA(90年代初的英国青年艺术家群体)现象方兴未艾,正在影响着整个90年代,作为90年代欧美艺术的代表性运动。我有幸成为这个了解英国艺术机制的一员,在归国之后,发现整个系统(博物馆、画廊、文化机构之间的联系和机制还没有构成)的缺失,现在看起来是不同历史线索下的系统与机制问题,深层交流也只能停留在一定的范畴和层面,无法接续。一个方面来自体制和系统的不同,另一个方面来自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相互的了解的缺乏。
2009年闻及德国歌德学院正在考虑做针对文化系统需要的项目,邀请青年文化工作者到访柏林以及其他德国的城市了解文化运营体系,我很为之高兴,因为这正是一个最需要的时间所应该做的最正确的事。一个方面因为来自整体艺术环境的需要,中国当代艺术环境的机制在逐渐形成,如画廊经济、博物馆转制、拍卖和画廊博览会的成熟。另一个方面是来自内部文化革新的需要,讨论最多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内涵与方向,这个需求不但来自当代艺术一贯的革新创新现象与最前锋的中国艺术家,也来自于与中国现代性相关的传统文化工作者和传统文化的系统,对当代精神的理解和对展览、展示传统和经典的需要。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时代的需要,因为这正好是在创意产业的大的文化策略背景之下,对文化艺术管理人才的需要。这些年轻人有着更加广泛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经验作为基础,大部分都在文化机构的运营中有经验的积累和有在海外求学的经历,通过之前经验的累计,和此次系统的了解,他们正在构成一个新的国际化的文化支持网络体系,这个网络将支持来自民间的、自发的需要构成自我循环的当代艺术体系,同时也将因为这些个体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双重体制经验,可以构建新的对传统、经典文化的当代解读的可能性,文化系统就将不再是空谈。这与歌德学院的执行院长Dr. Uwe Nitschke的一袭谈话相关,他们有着远大的期望和执行的能力。这个项目如果真的可以如他所说进行3年以上,那么这个系统将获得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源。此次项目的目标则是,德方需要的文化交流是建立在基础理解之上的、双向的文化深入讨论的可能。
下面我引用参与此次交流项目的人的简短回应:
KUMA项目是一个由歌德学院,柏林自由大学和Mercator基金会共同完成的国际交流项目。由此可以看出它是由一个推广文化的政府机构,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和一个支持文化发展的资金输出机构共同合作完成的文化项目。此项目不论从组织到实施都具有其远见和科学性。如果把KUMA项目看作一个应时应需要集合起来的临时机构,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无疑是一次强强联合。
这样的国际交流项目首先把眼光聚集在人力资源培养上,其目的是一次让中国的文化管理者了解德国,同时德国的文化管理者了解中国新一代文化管理者的工作,从而了解中国文化现状,中国文化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和优势,中国现行文化政策,以及文化开放程度等。由此看来,此项目实质是一个文化管理者相互学习的过程。其意义远远大于一个国际间的展览或演出,这也是之前文化交流中常见的做法。参与此项目的中方文化管理者,分别来自全国15个不同的文化领域和机构,并且具备英文沟通能力。也是促成项目多元化和沟通顺畅的重要因素。
此项目从语言培训,欧洲哲学艺术史学习,德国实习、论文答辩等几个环节着手,分别从多个领域培训和测试了作为一个文化管理者所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尤其是在柏林的实习期间,团队共拜访了约70间以上的政府机关、文化管理机构、媒体、企业等。其涉猎的范围之广和信息量之大可以看出是自由大学文化与传媒管理学院综合了多年学术和实践经验之上积累所设计出的特别教育计划。这样的文化培训和交流也使这样的学院得以发挥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文化交流指导作用。
同时,KUMA项目帮助我更加明确了作为一个文化管理者在中国所要起到的作用,增加了我对专业性的要求和对于此项工作的使命感。
——李诗 2009年11月27日


找到沟通之路
沟通之路永远不是单向的,那些有着怀旧情结的人往往在妄想某种文化的权利被放大,而忽略了来自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前的文化自然现象的需要,也忽略了来自个体艺术家对一个更加大范围的文化环境的需要。
沟通是一个来自各个层面的话题,沟通不仅仅局限在艺术和艺术之间,也需要对其他领域的知识的了解,来自艺术内部的需要,正在转而成为对整体系统的需要。来自国家政治需求的文化交流计划,也需要更多的有经验和知识的人来支撑其逐渐庞大的运营机制,通过职业的展览、展示来理解和同步中国与世界的当代文化的需求。
沟通所需要的跨越知识、国界、限制,正在通过更多的系统的建设者来达成,是由文化的策略者,主要是来自政府的文化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机制,和不断出现的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规制。是由独立方式运转的文化自由职业者,他们挑战着体制之外的艺术、生存方式,这些作为独立艺术和文化个体存在的知识分子。是由艺术教育者,他们在培育着艺术未来的方向,为艺术发展输送着人才。是由那些有着国际视野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文化机构,他们对那些来自不同国家、领域和文化的个体的慷慨支持,都构成了一个更加深入沟通的可能。
如何找到沟通之路,曾经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需要,曾经是90年代出国潮态势的事实,曾经是2000年后当代艺术教育的现实,曾经是2006-2008年文化经济现象的景观。
沟通之路并非是那个我之前提及的关于基础的政治需要的东西,而是来自深层的某种对当代文化现象整体把握的需要。但是沟通之路依旧需要来自更多个体的建设、文化体制的同步、对相互理解(人与人、国与国)的需要,这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事件,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某种润化剂。
沟通之路的建设来自更多的层面,更多的文化沟通表面文章将导致更多误解,但是在文化多样和繁荣的状况下,个体却会多一种选择,会导致对文化的需求的自然的选择。还有一个文化沟通的需要则来自那些知识分子对现在文化现象与体制的批判,对多样性的支持和对文化卓越性的探寻。

后记
我不想夸大歌德学院的工作和作用,我希望来自国际和国内的文化机构可以有同样的先进的认识和需要,开始认识到未来的文化方向,并共建这一文化态势。这里所写为这10年之所见所想,当然我也很难判断这是怎样的文化的未来。但是至少这应该是现在努力达成的,构建一个新的文化机制将有助于发现、展示、保藏当代文化的精髓,而当代文化应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一样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保护当代的文化,我们将失去那些来自现代的、传统的对应线索,从而失去当代的理解传统与现代的能力。深入探索正是当代的理解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关键是各个层面的深入,才能有一种普世的现象,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的当代的文化景观,而不是简单的独立、隔绝、隔离关系中的现在所认知的现实。
这个文章是对整体情况的来自多个角度的叙述,文本难免因为篇幅和线索的多样而呈现出某些时间的交错之感。我也希望以后可以就这个论点继续深入的讨论,因为这不但涉及文化交流的需要,也涉及来自各方的对当代文化的需要。而承认这些交融的目的是消除那些固有的对某种知识和系统的认识方式,是否我们可以动态的理解所有我们所知的,去探寻那些真正的未知的领域?前提一定是更加深入的相互了解和学习。
其中引用的范迪安的段落和李诗的段落可以说是对我文章缺乏的参与者视角的补充,我也很愿意看了这个文章的人可以更多的加入一个有效的关于文化进程的讨论。
再次感谢邀约机构和所有支持中国当代文化交流与推动中国当代文化进程的工作者,共勉。

李振华
2009年11月24日 自东京飞回北京的飞机上

Comments(0) | Trackbacks(0) | Reads(3792)